布迪厄实践理论对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启示

　　近年来，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指示下，体育事业正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探索强国的途径。在实践层面，民众强身健体的意识正在逐渐增强，铺开的范围越来越广。校园足球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体育特色小镇项目在如火如荼地开办，在刚刚结束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中中国运动员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整体上呈现出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在理论层面，为丰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阈，研究视角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分支，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女权主义和符号互动等社会学经典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体育问题的研究之中，为深入探究体育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规律提供了理论借鉴，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也将使社会学的理论得以添补。已有研究同时涉及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休闲体育等多种类别，从内容上来看，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探析也有聚焦于具体体育现象的微观索引，在学者们的相继耕耘中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展开，宏观建构和微观深描是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论。但是从研究范式来讲，多数学者并没有跳出宏观建构和微观深描这种“二元分立”的传统窠臼，对新研究范式的探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也有诸多学者以此为研究旨趣。新研究范式的建构和运用将对体育社会学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保证体育社会学研究延续性的重要先决条件。但就从“范式”本身而言，即可窥见其研究的难度。在库恩的思想中，“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具有“拥有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两个特质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所以体育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应该具备基本的科学性，事实、理论和方法在该研究范式形成的过程中或单独或结合着而被加入构成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之中[1]。由此可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生成并非易事，需要一定的合成时间和一定量的认同，同时还必须具备可检验性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因此，本文将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试图从体育社会实践研究新范式的构成因素着手，搭建出新范式的基本框架，以期能够为体育社会实践新的研究范式的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布迪厄及社会实践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是法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拓者，先后出版的《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重要的著作，对法国体育社会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他的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此，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有所涉猎，对社会、政治、文化、体育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虽然布迪厄没有对体育社会学进行系统论证，但他专注于解释身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因此，他所有作品都可被视为一种对切实的实践语境的回响[2]。布迪厄在1989年东京讲演时针对著作《区隔》表达了自身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各个“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深入理解。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表述出场域是作为社会世界的关系而存在的思想。相较之下，传统研究范式基于人们本身的语境之中，更适合于描述某种事物而不是某种社会关系，更趋向于呈现某种状态，而不是过程演绎[3]。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不必在非此即彼中选择，因为社会世界既包含宏观和微观，又包含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关系，由此可知，社会世界也应当被看成一个总体而存在。

　　场域、惯习、资本是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运用社会网络(关系)的思维方式，将三者及其相关承载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先后运用这三个概念对文学、法律和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将研究对象置于关系性思维之下，从而形成独特的实践理论，也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社会实践理论是布迪厄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解释途径的硕果[4]。社会实践理论解决了行动者实践空间、实践工具和实践逻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实践论中的“实践”与马克思提到的“实践”相比，存在较大差别。布迪厄的“实践”指的是“实际活动”,主要指人的一般性日常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等等[5]。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当被看作是结构、性情和行为三者之间共同交互作用的产物，在此交互作用之下，社会结构及其结构中具体化的(也指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构造性结构”形成了社会实践。但是，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获取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参与社会交互作用游戏的能力所构成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基于社会实践论视角提出的研究范式，重点在于范式提出后如何应用，如何回应行动者社会实践开展，三个核心概念，即实践依据、实践媒介和实践空间的呈现等。布迪厄在对“实践”的分析中认为，身体是实践的中心，而体育运动是理解身体实践的主要途径。布迪厄的阐述是：“我们只有通过身体才能对运动参与行为进行理解，处于人的意识之外，不能完全在我们言语中进行理解。长期以来运动者的缄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多数运动者并非一名专业分析家，那么很多因素是我们无法言明的，运动参与实践主要是一种身体性的理解。”[6]由此看出社会实践理论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其核心是针对人的体育实践展开研究。因此，对场域、惯习、资本这三个核心概念运用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体育运动的各种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进而衍生出体育社会实践研究的分析框架。

　　2、实践依据：建构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两个基本条件

　　2.1以对场域内规则的认同作为建构研究范式的底层逻辑

　　因主客体及交互形式上的差异会使每个场域都有着自己独有的运行准则，虽然场域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都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不同的场域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而生成特定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会因所在场域内的变化或场域外的变化而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但场域和场域之间通常不会存在规则上的通用性。就像我们不会要求运动训练专家按照运动医学专家的逻辑规则去从事科研研究，在体育教学中我们不会以运动员的要求去规范普通学生的行为，在各省组织的高校运动会上我们也会将注册的高水平运动员和普通生运动员进行分组比赛，或是不适宜用武术运动员的技术规范去要求篮球运动员等等，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有区别性的对待是规则发挥作用的表征之一。针对各种体育项目，体育大场域之中分化出的各个小场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则，并由此特质来否定其它可融合、可交叉或是可包含场域的存在及可能性，就像我们所说的篮球就是篮球，不会和足球等其他球类运动相混淆同理。诚然，为了使体育场域平稳有序运作，首先且必须要有可持续性游戏以及愿意参加到游戏中的人，而在游戏之前，他们需要承认和了解游戏中内在赌注规则的生存状态[7]。对规则生存状态的熟知和理解有助于认同感的萌生，而认同感则是一切体育行动产生的前提，也是保证行动不逾矩的内在制约，从而成为各个体育场域有序平稳运行的支撑性力量。尤其是在竞技场域内，差异性是区分体育场域特质，对竞赛项目进行定位的重要依据，而对规则的认同与遵守是保证竞赛能够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为了能够在竞赛中取得理想成绩，运动员们会围绕所练项目的规则而制定相应的身体行动策略，这些行动策略有力地证明了规则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最明显的表征是因身体规训而获得了竞技技能的提升。在规则的制约下，裁判员才能对运动员们的身体展演给出有理有据的分数，才能够彰显出竞技体育的公平性与有序性，“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才能够得到具象化的诠释。规则本就是体育的特质之一，所以对于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建构而言，在体育场域纷繁复杂的事实下，规则的重要性应该凸显。体育学术场与体育竞技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大相径庭，但是其运作逻辑有着一定的互通性，学术场中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生成要同体育竞技场一样，以对规则的认同作为底层逻辑，打牢研究范式的根基，由此才能够保证在场域中的所有交织互动都能够在可控的范畴内。

　　2.2以体育惯习所映射的实践规律作为研究范式的建构取向

　　惯习内在于身体之内，外在于社会之间，是场域作用下的产物。时间上的累积，按照历史的发展图式产生个人和集体，所以惯习是具有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惯习保留了既往经验，将思维、感知和行动的表现形式寄存于人的机体之中，与其他各种形式的规范相比，保证了实践活动的内在一致性，更加巩固了它历久弥新的特性。惯习虽然在时间上有持久性的特点，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原因在于个体惯习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场域内社会轨迹的差异和特殊性导致的，与社会轨迹相对应的是时间序列差异，主要表现为年代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流变，整个社会空间的习性都在发生着改变，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难免会受到影响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原有的惯习也会随之而调整。具体而言，惯习时刻都是在按先前经验形成的结构，结构化新的经验，而新的经验在其确定的范围内通过权力意志进行选择，对先前经验的结构产生影响。体育运动中存在着各种竞技项目，在较大的体育空间内、进行日常的体育活动或者进行比赛时，惯习所扮演的角色展现出的是一种人为的和任意的社会构成，一种赝像，它按其所是地重新展示了对其自主地位进行规定的一切——特殊的和明晰的规则、有严格界限的和非一般的时间和空间[8]。在这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形塑的惯习也在对时间和空间内的体育活动产生影响。惯习还可以看作是实践逻辑的缩影。换言之，惯习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和强化他们所知悉的社会规律而产生的一套“秉性系统”,既是行动者主观心态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又是历史和现实客观环境向内被结构的主观过程[9]。布迪厄更倾向于将“惯习”定义为行动者身体性情和心理状态的结构，可以很好地解释社会结构是如何体现的，社会结构如何决定和限制了各群体的实践机会，尤其是体育[10]。体育场域中的惯习来自个人或者群体在从事体育活动时，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将其内化成人们的意识，去调动和指挥人们的行为，最终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运动员群体，布迪厄经常用运动员的记忆反应来类比惯习：惯习就如同运动员反复训练所得的自动反应一样，它印刻在个体的心灵和身体之中，分秒之间自动迸发，完全不需要运动员进行思索和判断。通过惯习这样一个概念，布迪厄想揭示的是个体不自知的意图、没有认知参与的对世界的认识、前反思的潜意识的对社会的了解[11]。体育惯习的作用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人的研究属于微观的研究范式范畴，但是当对“体育惯习”这个统筹性的概念进行研究时，又脱离人的主体性，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抽象的层面中。这也是建构新的体育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所需要的一种内生性要素，这种内生性根深蒂固于思想中的无意识表现，是研究范式发展的建构取向的驱动力。

　　3、实践空间：建构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行动之所

　　3.1场域集合体：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建构的阈限之维

　　场域的网络结构是由不同社会位置的行动者所组成的，体育场域的组成成分则包含了体育行动者不同的社会位置，从而产生了阶级上的差异。体育行动者位置差异的形成有诸多要素，诸如依赖于参与体育的行动者的不同社会地位、基于行动者长期以来的经历和经验、处于无意识状态时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惯习、现代体育文化符号或传统体育仪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以及体育行动者在实践中接受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等等都是影响主体行动者社会位置的重要因素。场域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利用多种策略和逻辑，在不断的竞争中确保或提升其在场域中的优势位置[12]。在不同的体育场域内，有着风格各异但都以提升位置优势为目标的运作逻辑，如体育经济场域内的逻辑是在场域中行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建立的，表现为体育商品的投资、生产、销售、资本回收等方面；体育管理场域内的逻辑是基于场域中行动者权力上的从属关系而建立的，表现为体育管理制度的制定，体育各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合作及执行的程度等等。在这些清晰有效的逻辑的指导下，各个体育场域能够实现分工合作，从而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在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其核心要旨就是关注作为符号价值之载体的身体。布迪厄认为身体带有社会阶级的印记是个体的社会位置(指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环境)、惯习(在社会中构成的认知结构与动机结构系统)、品味(指的是一些实际根植于物质约束的生活方式)这三大因素在起作用。希林在《身体与社会差异》中也着重阐述了身体的形成与社会阶级位置之间的关联，像工人阶级与其身体之间，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工具性关系，支配阶级既有时间也有资源把身体作为一项规划来处置[13]。这种以身体作为表征形式的社会阶级上的差异也可见于体育场域之中，各个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交融而存在的，体育场域能够以体育经济场域、体育教育场域、体育产业场域、体育文化场域等多种形式存在，辨识出场域的边界有利于体育科研人员明晰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不同的场域适用不同的游戏规则，行动者的策略必须匹配当下情境中的游戏规则。因此，就体育行动者而言，对场域性质的把握显得至关重要[14]。场域作为一个“包容体”存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学者舒尔茨(Swartz)对布迪厄关于“场域”繁冗的定义进行了整合，认为，在资本这个关键因素的作用下，各个场域都有其固有的内部发展最大限度，迁移到结构中就有了边界的概念。由此能够保证场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不易受外部条件影响。布迪厄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研究对象看成单纯的个体或者是抽象化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场域的集合体，没有一种社会现象可以摆脱其他场域的干扰而独立存在。场域之间的交叉又构建出“场域综合性结构”,整个社会都是由无数的场域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社会网络结构。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由无数个场域组合而成的，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客观存在。体育场域即体育的实践空间，包括了体育的教学、训练、竞赛、管理、产业等多个方面。根据布迪厄理论的观点，可以将体育运动的研究限定在一个时空的范围内，将“体育教学场域”“体育竞技场域”“体育休闲场域”“体育经济场域”作为中介变量，来建构体育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从而探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厘清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

　　3.2场域分化：体育社会学实践范式研究的三重“小世界”

　　场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构成的网络，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存在着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世界”,它们是具有必然性和逻辑性客观关系的空间。“小世界”独具的必然性和逻辑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各个场域运行中的那些必然和逻辑[15]。体育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历史范畴。体育场域存在于社会场域之中，可以独立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根据布迪厄的场域存在的三种方式，可以把体育场域分为3个“小世界”(如图1)。

　　“小世界1”是体育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场域。由现实物化的体育元素组成，构成体育场域的各个部分都是物(人和器材)和存在于体育中的实际力量(占有体育资本的量)的统一，如各种体育项目、职业赛事、学校中的体育教学和社区群体开展的体育活动，都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使所有场域内的行为互动都能够遵循面向事实本身之原则，从而也建立了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与世界联系的手段。“小世界2”,是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或者从事体育研究的人员看到的体育场域，虽然和“小世界1”一样，所观察到的体育场域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小世界2”中场域观察添加了个人色彩，即由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或体育研究人员自身的惯习，对客观存在的体育场域进行修正。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相同体育现象的认知可能不尽相同。严格来说，“小世界2”并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其中缠绕着人们的感官和意识上的干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存在的融合，共同呈现出体育场域空间的真实性。不同的认知交织能够产生一定的反思性，而反思性又能反过来塑造个体策略的支配性思想范畴和认知结构[16],在循环的反思中，有助于不断改进体育实践策略，从而优化研究范式的结构。“小世界3”,是参与体育活动中的人或体育科研人员对客观存在的场域进行观察后，通过直接语言和逻辑思维对体育场域进行的描述，或者作出概念性的总结。一般而言，大众体育爱好者观察到的可能是体育活动的外在表象，而具备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学者们才能触及体育现象中更深层的含义。例如克利福德·盖茨(CliffordGeertz)在《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中通过对巴厘岛土著民的赌博游戏“斗鸡”的深刻描绘，映射出一种社会仪式行为背后人类社会中深层的文化心理。此外，“小世界3”受社会大场域权力力量的影响，抑或是由于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和体育科研者的实际利益关系，对客观存在的体育场域会产生不同的言论。比如时下热门话题——广场舞，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王芊霓认为，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是污名与冲突的深刻表现。不同的人群对广场舞的态度是不同的，里面存在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污名”之说将人们在“空间”与“惯习”中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现出现代中国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焦虑[17],“第一代孤独的母亲”应该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小世界3”较“小世界2”“小世界1”更具有主观的意识色彩，对体育场域的认识程度受到行动者(体育活动中的人或研习者)素质的极大限制。布迪厄在探讨场域的性质和结构时强调，“小世界1”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客观事实，这也是他“弃”哲学而“求”社会学的原因。三重“小世界”都有着各自运作的逻辑和奉行的行为模式，它们相互补充，却也存在着部分重叠。场域的分化，可以使不同的体育社会实践找到相匹配的“小世界”,为研究范式的结构性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空间。

　　4、实践媒介：建构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两个启示

　　4.1在体育赛事的运作机制中探求体育实践研究范式的连接之策

　　布迪厄在《实践感》中把场域比作游戏，因为游戏和场域一样具有类似的性质，大多是在“幻惑”或利益的诱导下。利益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学中我们讨论的物质资本或金钱都属于“自然的”利益问题。游戏的开场呈现为一种准契约，该契约有时被明示于众(例如，奥林匹克宣誓，尤其是裁判员的在场宣言；学校运动比赛开幕仪式上都会将遵守的“准则”),或者特地用来提醒那些“不认输”乃至忘了这仅仅只是一场游戏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布迪厄在《实践感》中这样描述行动者在他的主观立场和位置空间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社会游戏是那些忘却其为游戏的游戏，而幻象是某种游戏的入魔关系，这是社会空间的客观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的本体论契合关系的使然[18]。在体育场域我们探讨的利益也是作为一种投资而存在的，如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BA联赛、黄金田径大奖赛、“苏迪曼杯”羽毛球赛等，资本投入是进入这些体育运动的条件之一，这些投资既是所涉及体育项目创作而出的，同时体育项目也为这些投资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什么样的场域就有什么样的利益存在。有些人在游戏中做出的投资(例如在体育场),在其他投资者(在另外场中获取利润，如经济场)看来甚至可以认为是无私的，而那些确确实实的经济利润，对某些投资者(艺术)来说可谓是令人兴味索然的[19]。可以看出，在体育场域中，利益推动行动者参与到体育场域之中，并在场域中追求自己的利益。例如体育场馆举行的篮球比赛，观众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追求的是竞技气氛的感受、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者眼中追求的则是数据反映下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在一场赛事中，不同角色的行为人有着不同的行动目标，在目标的驱动下他们进入这场赛事的场域空间之中，并通过彼此间的互动建构起了赛事的行动网络。也正是这样明确的角色分工，使赛事的结构性框架得以被填充从而显得饱满，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对应着不同的行动需求，在大家的共同协作下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赛事。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建构机制，要审慎考察场域中使用的不同类型角色的分配结构的不同连续状态[20]。一项成功的赛事所具有的符号完备性和适用性会使其具有较高的符号资本[21],但赛事的成功并非易事，因为角色状态上的改变很有可能会引起整体结构框架的改变，为了保证框架的稳定性，需要对行动者主体的状态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体育赛事为媒介，实现了主办者、参与者等多方的实践利益，这种有序的运作机制是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连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可以参考借鉴的逻辑。

　　4.2在体育资本的转换机制中探求体育实践研究范式的运行之策

　　体育中的各种场域具有区别于其他场域的特质，而又与其他场域相互关联，其逻辑的本质就是不同资本的转换。场域和资本之间是互动的辩证关系，不同的场域存在着不同的资本。布迪厄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此相对应，我们也可以将体育场域中的资本区分为体育文化资本、体育经济资本、体育象征资本和体育社会资本等四种形式。根据布迪厄的四种资本形式的概念，我们可以对体育资本类型的概念进行界定。体育经济资本是在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本，即可以直接转化成货币的形式。体育文化资本以三种形态存在：首先是长期从事体育相关活动人或者参与运动训练的运动员精神和肉体上的内化，即身体化状态。例如我们看到的运动员表现出来的气质和健硕的身体、体育审美情趣、在日常交流和比赛中表现出来的运动能力等等；二是客观化状态即物化的文化财产，表现为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书籍、运动器材、运动图像等，由布迪厄的理论可得，文化资本的差异将直接影响获取利益的差异；三是制度化状态，建立在认可之上，以从事体育活动的资格、参加比赛的资格、体育机构颁发的证书、运动学校颁发的学位或者体育教学资格等为表现形式。体育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中所涉及的体育网络或体育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得到的资本，是确定团体共享的资源，团体为成员提供资本，团体中的成员有相互交换的义务。体育象征资本(体育符号)源于其他体育资本类型的成功实现和转化，以至于掩盖了体育活动中利益的归属问题，于是产生了体育符号效应。

　　在特定的体育场域中，各类资本是可以在一定路径下相互转换的。比如学者卢高峰和柏慧敏在研究体育休闲中发现，体育休闲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性，休闲体育中存在不同的文化资本形式，在实践的逻辑下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体育休闲发展中的重要部分，需要社会资本协同帮助，休闲体育中由于不同阶层之间占有的资本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所以需要各种途径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转换[22]。场域内的高层通过经济资本的投入，加强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或内化即体育文化休闲商品的生产；由于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资本的投入成正比关系，社会资本也得到了充实，再经过持续经营实现对经济资本的转换。体育人类学家方征介绍了鄂伦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文化精英通过舞台表演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重现了鄂伦春人民昔日生活。篝火旁的古伦木沓表演，原生态的歌舞表演把我们带入了鄂伦春人民的精神世界[23]。文化资源实现了向文化资本的转换，文化资本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认同，同时也为向另一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提供了保障。布迪厄对工人阶级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形式资本进行解释。因为身体是一种符号，标示着承载者分享一套特定的价值，所以身体资本也能转换成获取文化资本的机会。布迪厄用“致命诱惑”(fatalattraction)这个术语，指身体魅力尽现，激发跨阶级关系，破坏社会阶级的封闭机制。布迪厄认为资本的概念包含了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他认为社会是因为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同时，个人又要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资本，这跟马克思在有关著作中的论述和传统经济学中资本的概念具有较大的差别。体育社会学研究认为，个体携带了其多重的资本，与他人或者运动参与项目本身所具备一些社会特性、社会背景发生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个体以一种生物人的身份、完全以身体去参与运动的过程。由此，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建构要充分重视个体研究者携带的资本在转换行动中所发生的作用。

　　5、结语

　　纵观我国体育的发展历史，中国体育人在不遗余力地发展体育事业，从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到竞技体育高度发展，都彰显出体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在不同时期体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功能，但是体育毋庸置疑与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受古典进化论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体育“二元”分类的现象，即体育文化之间或体育项目中“先进”与“落后”、保留与淘汰上的争议，呈现出体育功利主义的一面。体育场域受到社会大场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体育场域本身具有逻辑性，每一个场域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运行逻辑[24]。辨清逻辑关系、看清体育场域之间的资本转换，才是化解体育纷争与冲突的钥匙。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惯习和资本与场域三者并非独立的概念，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交互作用。所以上述分析框架看似独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根据场域、惯习和资本的内在关联，布迪厄将这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概括为一种分析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体育行动者以资本为实践媒介、以惯习为实践依据、以体育场域为实践空间进行互动和竞争，从而产生了体育实践，体育实践又反作用于体育场域，从而影响体育场域内的个体惯习和资本。惯习作为一套秉性系统，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个人无意识内化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惯习和资本才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布迪厄概念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在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引入布迪厄的体育社会实践理论，首先需要思考其形成的知识背景和历史，由此反思国内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状况。然后构建清晰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将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尝试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够被认可和接受。回归到布迪厄在《体育社会学计划》一文中对体育的社会学分析，必须遵守几个原则，当我们对“体育运动”展开社会学研究时，由于每一项运动共同组成了容纳自身价值的评价系统，所以个体项目是不能与体育运动这一总体分开描述的。虽然其中体育项目的种类特征与个体、群体均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体育空间(spacesofsports)要能够把握，并且与社会空间建立关系。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面向自我，虽然受传统文化惯习、社会各种场域的影响，产生困难和疑惑，但如果我们充分利用中层理论这一利器，就更容易看清体育世界的本质，在紧贴社会现实的同时，还要关注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以及相应的批判与新发展，走出更加绚烂的中国体育之路。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2]迈克尔·格伦菲尔.布迪厄:关键概念[M].林云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41.

　　文章来源：殷怀刚,陆东东,胡松芹.布迪厄实践理论对体育社会实践研究范式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21,42(05):46-52.